硅谷的反思：我们好像制造了一个怪物

优步（Uber）等明星互联网公司所推动的“零工经济”大有压倒传统经济之势。然而一线 程序员 们却正在反思，自己可能正在制造一个巨大的怪物——它有可能成为唯一的经济模式，吞噬掉整个全职雇员群体，最终取代我们所有人。然而更大的危险在于，能明白这一迫在眉睫威胁的，却只有促成这种威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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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金山，零工经济基本已经占山为王。随便走进一家便利店，你都会发现购物者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生鲜杂货外送服务Instacart的外包零工。出门一看，自行车道上停满了贴着优步和Lyft标识的汽车，打着双闪等着接乘客。外卖小哥们挎着印了各种公司logo的包满城送餐，骑着脚踏车在汽车之间穿梭。

你可以和我一样，没事就站在路口数一数有多少“零工党”路过。有的时候十个人里能有两个。有的路口，比如四街和Harrison那个靠近Wholefoods的路口，每十个人里能有八个都是打零工的。

零工经济本应代表某种人人得益的乌托邦，在供需之间达到一种完美的平衡：消费者可以从通勤购物的麻烦里解脱出来，同时工人们也能自己做自己的老板。优步官网上标榜“你的日程你做主”；Lyft官网用“当你自己的老板”来吸引人；Instacart的诱饵是“真正帮助他人的生活”。

这些公司都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尽管丑闻缠身，优步现在据称估值高达720亿美元，是美国估值最高的创业公司。Lyft估值$110亿。Instacart估值$40亿。然而近来几个月，一波诉讼却将零工经济一个令人忧心的衍生品推进了公众视野 ——一个缺乏劳动法保护、也无法像这个国家的其他从业者一样通过工作获取医保社保等员工福利的工人阶层；这个问题就算在硅谷小圈子之外都显而易见。

七月份纽约市出租和专车管理局委托第三方做的调查报告表明，纽约市85%的优步，Lyft，Juno和Via司机的收入低于每小时17.22美元。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在5月份裁定交付公司Dynamex必须给予零工与全职人员同等的待遇后，专门从事就业诉讼的律师伊夫瓦格纳（Eve Wagner）向科技媒体Wired称，“就业诉讼将迎来一波井喷。”

这些创业公司成功的结构中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导致零工经济之梦幻灭的种子。我在大学毕业一年后去了优步做软件开发人员，仍然心怀用自己的工作将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幻想；没过几周，一位同事坐到我办公桌边压低声音对我说：“有些事你必须明白。写代码的时候，你得真的为司机们着想。千万不要忘记这些人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和保险，还必须在大城市讨生存；他们全靠我们做出有责任心的产品。切记切记。”

几周后，我在食堂里无意间听到另外两名工程师讨论如何操纵“驾驶员奖金”的机制来骗司机工作更长的时间的时候，才真正明白了她的意思。他们一边笑一边把司机比作动物：“你得把胡萝卜挂在他们面前晃。”此后不久湾区的司机遭受了一大波车费下压。当我与司机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优步将车费保持在一个极其讨巧的位置 —— 再低一点点就分文不挣，但刨去油钱和维护后也留不下多少。

我们这些在零工经济里打头阵的人往往是第一波发现并暴露其缺陷的人。离开优步两个月后，我写了一篇文章详细描述了优步公司的有害工作环境（译者注：指作者2017年年初揭露优步公司内部性骚扰文化的文章；该文章掀起的公关危机最后导致优步CEO换人）。现在，随着硅谷尝试着努力正视它的深层溃烂，一种新的不满情绪慢慢渗透进了普通工程师之间线上线下的交流中，而这种不满皆因一个似乎压倒一切的问题——“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当我意识到到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程序员的行为正在对宏观意义上工作的定义产生了也许并不是积极的影响时，我也不得不开始努力正视这个问题。

所谓的零工经济“平台”，灵感来源于软件工程，其目标是创建模块化、可供大规模应用的软件。为实现这一目标，程序员们构建了可以并行的代码段，将任务分割成越来越小的部分，使人们完成起来更有效率。

创业公司的运行模式也是如此；原本属于同一职位的不同任务被分解成尽可能小的代码段，然后分配任务，使这些代码能够并行完工。对于创业公司和写代码来说，这种方法能够带来成功的原因是相同的：它可以完美高效地运行。

在各个所谓的平台上，分配任务的不是人，也不是上司，而是运行在平台上的各种算法。这些算法将消费者与工人配对，将乘客与距离最近的司机配对，将饥饿的顾客与送餐员配对，告诉他们要去哪里、要做什么、要怎么做。源源不断的需求和这些快速解决方案步伐一致，生生不息地运行。

事到今日显然这些公司所代表的已不仅是一股热潮。创建零工经济公司的风险相对较低，西雅图的科技记者Glenn Fleishman认为其原因是这些创业公司可以从事“某种合同套利”，因为“尽管它们获得了工人创造的部分或是全部价值，却不需要承担相应的企业或者社会成本”。这样的差价保障了这些公司有扩张的资本。

一个潜在的危险是，程序员在努力搭建最高效的系统时必定会将传统的工作分割得支离破碎，人性成分完全丧失，使其在法律体系中再也无法辨识；这是零工经济中固有的危险，并且这种危险会随着经济规模增长而不断扩大。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更加险恶的可能——那些原本应该也确实可辨识的工作——特别是管理性岗位——将完全消失。如果程序员能写出一组将一项工作分解成小块的程序，并用算法实现管理，那管理职位本身就成了冗余。

数月前，我和几位朋友在午餐时聊到了零工经济。我们开始列举可能带来工作岗位流失的因素，比如正在快速成为现实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使谷歌和亚马逊等公司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我身边坐着的一位曾经也是程序员的女士说：“工作岗位流失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不是未来——是现在。”

有人问道：“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另一名女士回答说，唯一向前的道路就是让零工经济从业者成立工会，而这一回答立刻在饭桌上引发了激烈争论。我们在严厉谴责科技行业对待弱势新工人阶层的方式，但我们很清楚危险远不止于此；这个危险如此之大，足以改变所有工作的未来，使除极少数人外的大部分人受损。

我打断了他们的争吵：“只有内部人士才能看清问题在哪里。”大家纷纷点头。我们一致认为现在的危险是零工经济将成为唯一的经济模式，吞噬掉整个全职雇员群体，最终取代我们所有人。然而更大的危险在于，能明白这一迫在眉睫威胁的却只有促成这种威胁的人。

本文刊载于《Vanity Fair》（名利场）2018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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